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
来源：《东吴法学》201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宪法文本 人身自由权有宪法学者认为此种现象表明自由权同时具有积极权利的性质，即政府对自由权负有积极保障之义务。
我国八二宪法在继承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在结构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即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制宪者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虽然更加关注社会保障权，对财产权附加社会责任，但并不是消极地规定自由权，相反，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权的列举更加全面。在外国宪法中这些多数属于应当予以列举的权利，但我国宪法却并没有做出规定。其次是对传统的生命权、自由权的列举更加具体和详细，扩大了对生命权和自由权的范围。第五条规定不经陪审团审理不得判决有罪、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受两次以上处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能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
第二，从社会经济权利中分离出人身自由。第五十一条规定没有为父母、子女、配偶及其他近亲属提供不利证词的义务。这些案例中如采取更切合实际的推理，患者的道德权利不是被自己的最大利益就是被他人（尤其是家人）的紧迫冲突利益所优先。
为什么这个病人能得到这个器官呢？他有一种道德权利在里面。道德秩序不完全遵循自然秩序,道德秩序中介入了对病人紧急状态的考虑。同时，在卫生部的政策中也明确，为鼓励器官捐献，尸体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或活体器官捐献者，如需要接受移植手术，排序时将获得合理的优先权。这也导致地下器官买卖，违法违规为患者实施移植手术等现象发生。
对此，江文诗解释说：美国曾将等待时间作为唯一标准，产生的结果是，等待者名单无限膨胀，也同时带来了不公平。[5]最危重原则在其他一些事件中也被广泛采用。
这意味着，她在七天内死亡几率超过70%,达到超紧急状态。在他人利益具有显著影响的例子中，长期使用生命维持装置的案例或许比较典型。三，另一种观点：发挥医疗资源的最大化原则--布洛克的观点 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荣誉教授卡尔·威尔曼在《真正的权利》（REAL RIGHTS）一书中，介绍了丹oW.布洛克（Dan W. Brock）的一个观点，即应发挥医疗资源的最大化原则。在前面的案例中，琼斯患了致命的疾病，他想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在特殊的医疗状况下，如果他死去，由此获得的新医疗知识可能会缓解其他同样症状患者的痛苦。
其中，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由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的医疗专家领衔研究设计。国外的经验：公开报道称，以美国为例，基本上各州都有完善的器官获取组织，公民申领驾照时均须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同意捐赠者会在驾照上予以标注。消防队员来之后，只有一套破拆工具，这时先救谁，就成了问题。有医生说，获取器官的移植医院有优先使用权，这可保证器官移植的质量。
长期以来，器官捐献与移植在中国还属冷门。器官短缺是器官移植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比如我们打饭或排队买票，先来的先打（买），后来的后打（买），没有理由后来的插到我前面。而我所理解的权利冲突就是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我需要进行肝移植，我先排名，我排到第一位，其他的需求者来了依次往后排位，按照这个顺序来分配。在救出司机后，再将乘客救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分配正义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在捐献器官移植中的权利冲突问题。参见《新京报》2013年2月6日谢庆富文《如何完善器官捐献制度》。这样一些综合的因素决定了移植的顺序安排。比如，一头强悍的狮子捕获了一只奔跑中的羚羊，这是弱肉强食的第一步。
卫生部一位官员在2010年举行的器官分配政策的研讨会上坦言，器官分配和共享原则，是给国内大多数捐献者一个政策上的交代。此前，研究者结合多个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最终制定出器官分配政策和分配原则。
这里面有没有权利冲突？是有权利冲突的。当时，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一名重症肝病患者，正在等待肝源。
而从大的方面讲，则从法律制度上进行专门立法，解决这些弱势群体的特殊问题。[2] 3.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信息系统的正式确立 到了2012年10月，卫生部决定，将建立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信息系统，今后人体移植器官将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分配原则包括供患双方的血型、组织配型、年龄是否匹配，双方距离远近，以及患者病情需要的紧迫程度等。
甚至，有一些国家还遵循默认同意原则。【注释】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重大课题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冲突及其立法司法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因此，像诸如人类社会的先来后到,不劳动者不得食等自然法在动物世界根本不起作用，动物世界奉行的是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当然，这都要建立在医学评估和判断上。
两个人都受了伤，都有被救的权利。[1] 2.最早使用分配系统进行器官移植的个案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是最早使用分配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的移植医院。
【关键词】捐献器官移植。[3]见赵新培：《移植器官将全国统一分配》，《北京青年报》2012年10月11日。
在分配系统制定的政策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下发《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以下简称《核心政策》），卫生部希望通过此政策实现公平、公正、公开分配器官。在地理因素上，获得器官的移植医院有器官的优先使用权。
2012年6月22日北京电视台报道了在北京发生的一起大货车事故，司机和同行乘客都被卡在驾驶室里，也都受伤。有些医生提出疑问，这名女生刚转入医院，等待时间不长，另外她病情危重，移植后生存几率也不高，为什么系统要将她排在第一位？如果有两个病人，一个不做手术7天内会死亡，手术后，存活一年的几率也只有50%;但另一名病人，如果不移植还可以等半年，移植后存活一年的几率是90%,那器官应该给谁？江文诗说，这是一个伦理学的争论。但有人则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干脆把患者的等待时间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谁先进入系统等待器官，谁就应该最早获得器官。从器官移植中我们可以发现权利类型的一个渐次递进状态。
如果我们选择救治最可能存活的人，我们会救治B组的两人，放弃A组的一人。影响匹配名单排序的因素，以肝移植为例，依次为地理因素、年龄因素、医疗紧急度评分、血型匹配、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的优先权和等待时间。
这些案例中，长期的治疗会使患者家人的心理和财政状况陷入困境。为了应对严重的器官短缺，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于2009年8月宣布启动建设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期望缓解器官移植发展遭遇的瓶颈。
据了解，该办法主要针对与人体器官捐献来源的器官获取与分配，不包括其他如亲属间来源的器官移植。人类社会的自然法是一种朴素的自然正义观的体现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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